1953 年 5 月 29 日上午十一点半左右，两个人在珠穆朗玛峰顶上待了大约十五分钟。回到加德满都以后，记者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你们俩，谁先踏上去的。
丹增·诺尔盖后来在自传里承认希拉里先迈了那一步，但他也说，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问这个——在同一条绳子的两端，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回国后希拉里被封爵，丹增得到一枚乔治勋章。
再往后几十年间那句话慢慢定型：「希拉里爵士在夏尔巴向导丹增的协助下，成为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类。」这句话里每个词都能对上一点事实。而 1953 年是丹增第七次上珠峰。
此处想要强调的是，那天没有任何人撒谎，绳子两端谁先迈步，取决于地形、体力和当时谁在前面。它只是一个近现代史司空见惯的语法问题。
由此往前四百多年，达伽马的船队抵达卡利卡特，「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
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他绕过好望角，沿东非海岸北上，在马林迪雇到一名领航员，那个人带他横渡阿拉伯海，二十三天后到达印度西南岸。季风每年换两次方向，那片海上的定期航行已经进行了上千年，从广州到红海的货物在其中转运，中间隔着好几个互不隶属的中转市场。
领航员是谁，至今有争议；传统上安在他头上的那个名字，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靠不住。也就是说，把达伽马送到印度的那个人，我们都不确定他叫什么。
达伽马到岸之后送出的礼物：条纹布、糖、油、蜂蜜。这些东西被扎莫林的官员委婉退回。据葡萄牙人自己的航海日志记载，对方的意思是，从麦加来的最穷的商人也拿得出比这更像样的东西。
这一切与我所知的教育与常识相去甚远。那套讲述里，1500 年前后的世界是一片等待被连接的空白，而连接它的动作叫做发现。
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还能存在争议，是因为它发生在 1953 年，有照片、有电报、有两个当事人各自写的书。往前推四百年、八百年，可供翻案的东西会变少，复述会在默认状态下获胜。
获胜的复述大致如此：十五世纪末，一些手里有枪有炮的人上了船，去到一些连像样的冷兵器都造不出来的地方，于是接下来的四百年就没有别的可能。这不算什么光彩的事，但事情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享有的一切——工厂、医院、地铁、可支配收入——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上。
更少复述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
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洋的时候，奥斯曼人的铸炮技术是世界一流，向亚齐、古吉拉特输出过工匠和火炮。到十六世纪初，卡利卡特已经在铸自己的炮，用的是欧洲逃兵和叛教者提供的技术。
印度洋的商船在那之前基本不武装，是因为在那之前的几百年里，海上没有需要用炮来解决的问题。船是用椰棕绳缝合船板造的，轻、有弹性、方便修，也扛不住重炮的后坐力，这是根据实际航行条件做出的选择，不是造不出别的东西。
葡萄牙人带来的新东西，是把一条船当成炮台来使用，并且愿意对商船开火。这在军事上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成就，但它需要一个前提：把整片海想象成可以被拥有的东西。于是有了 cartaz——一张通行证，没有它的船可以被扣、被烧、被沉。一张纸凭空造出一种权利，再用炮把这种权利变成事实。
这套办法实际上处处受挫，史料多得无需列举。整个十六世纪，扎莫林麾下的马拉卡尔家族用小船和登船战术跟葡萄牙人纠缠了近百年，最后一任库尼亚利·马拉卡尔倒台，是因为扎莫林本人把他交了出去。
这才是那套体系真正的操作方式：占住关隘、要塞、海峡口，然后寻找每一个可以收买或者斩首的顶点。四百年后这个世界仍然把它算作火力的胜利。
那么，积累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批放在这里的书，分别从两个方向谈论这个。
阿米塔夫·高希《在古老的土地上》。1978 年他在牛津读到一份十二世纪的信件抄本，一个叫本·伊居的突尼斯犹太商人在信里提到他在马拉巴尔的代理人，一个不具名的、不知来处的奴隶，在商人们的往来信件中被提及。高希用了十几年追这批文书：它们出自开罗一座犹太会堂的藏经库，因为一条「写有神名的纸不能销毁」的规矩堆积了近千年，十九世纪末被搬空、拆散、分藏到剑桥和其他地方。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她处理的是 1250 到 1350 年这一百年，论证当时存在一个横跨欧亚的世界体系，由八个相互重叠的贸易圈构成，中东、印度洋、中国各自是中心，没有哪一个是全局的主导者，而西北欧在其中是个边缘的后来者。她的核心问题是：既然如此，后来发生的事就不能用欧洲的内在优越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