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卡米斯出现在我身边，把我带走了，否则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那里站上更久的一段时间，伊玛目和我：这是来自两个被淘汰的文明的代表，争相要宣称自己在现代暴力科技方面更胜一筹。
在那一刻，尽管我们之间有着宽广的差距，但我们完完全全地理解对方。他和我，我们都在旅行：我们在西方旅行。唯一的区别是，我实际上真的亲身去过那里：我本可以和他说上大量一手的见闻，那儿的图书馆，博物馆，戏院，可这不会有什么要紧。我们两个都会知道，那一切只不过是隔靴搔痒：到头来，对于在我们身处的大陆上的千千万万的人们来说，西方只是意味着这样一件事——科学、坦克、枪炮和炸弹。
在我走开的时候，我崩溃了；对我来说，通过联结我们的几个世纪以来的对话的消亡，伊玛目和我似乎参与到了我们自己最终的失败之中：我们展示了一种语言的不可逆转的胜利，它篡夺了人们曾经用来讨论他们不同之处的其他所有语言的地位。我们承认不可能再得说出——就像本·伊居或他的奴隶，或者曾经在中世纪穿越印度洋的成千上万的旅行者可能做的那样——说正确的，善意的，或是上帝所希望的话语；我们俩无论谁使用那些话语，都不过会是荒唐而已，因为它们属于在“发展”的向上阶梯上被拆除的一级。相反，为了让自己被人理解，我，一个“人文”学科的学生，还有他，一个旧式的乡村伊玛目，我们都诉诸世界领袖和政客们在大型的、全球性的会议上所使用的术语，那普世的、不可抗拒的现代意义的形而上；事实上，他对我说过：“你们不该做你们做的这些事，否则的话你们就不会有枪炮、坦克和炸弹。”这是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的共同语言。
阿米塔夫·高希 · 在古老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