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的许德拉·第一章：“海上冒险”号的失事

Sun, 04 Oct 2026 13:00:00 -0700

1609年7月25日，“海上冒险”号的水手们眺望海平线，发现了危险。他们随船队从普利茅斯出发，正向西驶往英格兰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与其余八艘船失散后，他们望见一场风暴正疾驰而来——或者照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叫法，一场飓风。乘客威廉·斯特雷奇写道，“乌云在我们头顶越积越厚，风声呜咽呼啸，异乎寻常”，

一场可怖可憎的风暴自东北方刮起，一阵一阵地鼓胀咆哮，时烈时缓，终于把天光尽数夺去；天色如地狱般漆黑，向我们压来，恐怖与畏惧愈发充塞，淹没了众人早已纷乱、不能自主的感官；人人惊骇失措，两耳只听得狂风凄厉的呼号低吼，和同伴的一片慌乱，就连防备最严、准备最足的人，也不免大为动摇。

逼近的狂暴风势“令人心惊血凝，连其中最刚强的水手也丧尽了胆气”。这艘九十八英尺、载重三百吨的船上，那些没那么刚强的乘客惊恐喊叫，可他们的声音“被风吞没，风又被雷声吞没”。船身的木料开始呻吟，惊魂稍定的水手们打起精神，动手干活。六到八个人合力，艰难地把着舵。另一些人砍掉索具和船帆，以减少风的阻力；他们把行李和火炮扔下海，减轻载重，降低翻船的危险。他们手持蜡烛，沿着船的肋材爬行，聆听、寻找渗水的漏缝，堵上他们还能堵的，麻絮用完了，就拿牛肉来塞。尽管如此，海水仍涌进船里，在货舱中涨了好几英尺，漫过了两层大桶。在“如埃及之夜、三日不绝的恐怖”^译注1里，船员和乘客不停地抽水，底层民众“脱得精光，就像桨帆船上的苦役犯”。就连从没干过活的绅士也轮流抽水，抽不动的人就拿锅和桶往外舀。他们不吃不睡，估计从这艘漏水的船里抽出了两千吨水。¹

图 1风暴中的“海上冒险”号。19世纪的想象图，见威廉·卡伦·布赖恩特、悉尼·霍华德·盖伊《美国通俗史》（1876）。本站补图

这还不够。水位没有下降，抽水的人力气、耐力和希望都濒临耗竭。为抵挡飓风这末日般的力量，疲惫不堪的水手们已经做尽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眼看必死无疑，他们便从一种海上的仪式里寻求慰藉，把海上的世界颠倒了过来。私有财产的禁令，船长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权威，乔治·萨默斯爵士、托马斯·盖茨爵士这些弗吉尼亚公司绅士的权威，此刻都无人在意了：他们打开船上的酒，作为团结一心的最后表示，“彼此对饮，互相诀别，直到在更蒙福的世界里，更欢喜、更幸福地重逢”。²

“海上冒险”号还是失事了，7月28日，船卡在了百慕大群岛的两块巨岩之间，但奇迹般地无人丧生。船上一百五十名男女船员和乘客原本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派去增援公司新种植园的；此刻他们浑身湿透、惊恐万状，踉踉跄跄地登上了一片陌生的海岸，水手们历来把这里看作中了魔咒的“魔鬼之岛”：群魔出没、怪物横行，是欧洲船只阴森的坟场。百慕大1511年就已绘入海图，此后一百年却一直让航海者避之不及，人们对它的了解，大多来自少数水手、叛离者和落难者的讲述，比如乔布·霍托普：他从西属西印度群岛的划桨苦役中逃脱，途经此岛，最后回到伦敦，讲出了自己的经历。“海上冒险”号的乘客西尔维斯特·乔登后来写道，百慕大“除了阵阵狂风、风暴和恶劣天气，别无所有，使每个领航员和水手都像躲避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那样躲开它，或者像躲避魔鬼本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此地的阴森，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叫卡霍^译注2的夜鸟刺耳而空洞的嚎叫，它们的尖啸总萦绕在过往船只的船员心头。³

然而遇难者很快发现，百慕大的实际情形和它的名声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这座岛原来是四季如春、食物丰足的伊甸园，是“他们所见过最富饶、最有益健康、最宜人的地方”。这些本要去当殖民者的人大吃大喝：有黑猪，是多年前一艘西班牙船失事后游上岸繁衍起来的；有鱼（石斑鱼、鹦嘴鱼、红笛鲷），徒手或用一根绑了弯钉的棍子就能捉到；有飞禽，会落到男男女女的胳膊或肩膀上；有巨大的海龟，一只就够五十人吃；还有各种美味的果子。令弗吉尼亚公司的官员大为懊恼的是，百慕大“让他们当中许多人全然忘了、也再不想从那里回去，他们在那里过得如此丰足、安宁、自在”。底层民众一找到这片丰饶之地，就开始“打下在此永久定居的根基”。他们终究还是“在更蒙福的世界里，更欢喜、更幸福地重逢”了。⁴

遇难的公地平民有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因为有人告诉过他们，旅途的终点就是天堂。迈克尔·德雷顿在《致弗吉尼亚航程颂》（1606）中坚称，弗吉尼亚是：

人间唯一的天堂，大自然在那里备足了飞禽、鹿肉和鱼；还有最肥沃的土壤，不用你辛苦劳作，一年三熟，样样超出你的期望。⁵

到了1610年，罗伯特·里奇在替弗吉尼亚公司写的宣传诗里，乐得把百慕大和弗吉尼亚的经历混为一谈：

这里不怕挨饿，谷物遍地生长，壮美的河里鱼产丰饶，千真万确，绝非虚想。

他的结论是，在弗吉尼亚“确实一无所缺”。另一位弗吉尼亚公司的鼓吹者明知这类报道是假的，也知道英格兰已有人斥之为乌托邦空想，却仍坚持这个谎言，向潜在的劳工许诺一天只干六小时活，他们“身上的精血”也不会“耗在为别人谋利上”。⁶许多殖民者怀着“罗马禧年”^译注3般的“热忱与激情”，乘着“海上冒险”号和别的船驶往弗吉尼亚。《圣经》里的禧年（《利未记》^译注4）为两项诉求提供了依据：终结奴役，把公地归还给被剥夺的人。百慕大似乎正是实践这一圣经预言的理想之地。⁷

图 2新世界即天堂，西奥多·德·布里绘，1588年。见托马斯·哈里奥特《新发现的弗吉尼亚土地简记与实录》（1590）

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兼秘书斯特雷奇注意到，遇难者中间很快生出了“危险而隐秘的不满”，先在水手中间出现，又蔓延到其他人。紧接着便是“心与手的分离”：想继续在弗吉尼亚做这桩赚钱买卖的人，和那些本该用双手把他们送到那里的人闹翻了。水手和其他“人手”最大的怨言是：“到了弗吉尼亚，能指望的只有困苦和劳累，还有种种短缺和刻薄的待遇[即供给不足]，这里……可以安闲享用的鱼、肉、禽，那里一样也没有。”他们不知是怎么知道的，但说得一点不差：此时弗吉尼亚的殖民者正在吃皮靴和蛇，瘦得“像一具具骷髅，喊着我们饿死了，我们饿死了”。有个男人杀了妻子，把她剁碎腌起来当粮食；还有人从坟里挖出尸体来吃。而百慕大的落难者想要的，是“就在眼下物质最不匮乏的地方安顿下来”。两地人口的对比数字，支持了他们的说法。原本与“海上冒险”号结队同行的另外八艘船、三百五十人抵达了弗吉尼亚，遇上的是灾难性的高死亡率：两年间，五百三十五名定居者^译注5只剩下六十人左右。相比之下，百慕大的定居者在十个月里，一百五十人只净减了三人：死了五个，其中似乎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另有两人被杀、两人被处决，同时又出生了两个。斯特雷奇问道：“要把那群游手好闲、桀骜不驯、悲惨可怜的众人吸引过来，让他们心甘情愿、趋之若鹜，还有什么比自由和感官的尽情满足更有磁石般的吸力呢？”⁸

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一些遇难者“彼此约定，凡是会带他们离开此岛的劳作或营生，一概不动手”，立下这一誓约，他们便退入林中，另建了自己的居留地。后来他们还打算自己去另一座岛上定居。于是，站在英格兰殖民起点上的，是一场罢工、一次逃亡^译注6。这些行动的带头人里有水手，也有宗教激进分子，后者很可能是反律法主义者，相信上帝的恩典已让他们超乎法律之上。建立自治共同体的努力失败了，但心与手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斯蒂芬·霍普金斯是一位博学的清教徒，追随罗伯特·布朗；布朗主张另立各自独立、由会众自治的教会，其治理以相互同意为基础，而不是顺从长老、国王或国家。霍普金斯把水手们在风暴中那场仪式的逻辑又推进了一步，主张“海上冒险”号失事的那一刻，行政长官的权威就已经终结。他强调岛上“蒙上帝眷顾，各样美食丰足”，并反对继续前往弗吉尼亚，到了那里，平民只能给出资人^译注7当牛做马。霍普金斯的哗变同样被镇压了，但他本人没有被击垮：他活了下来，1620年“五月花”号驶近美洲时，他又在船上发表了一番哗变言论。⁹百慕大的其他密谋者也同样没被制服：霍普金斯的手铐刚扣上，第三起密谋又已酝酿，另一伙哗变者打算夺取从失事船上抢救出来的补给，并袭击总督托马斯·盖茨。他们的计划虽然泄露给了当局，反抗却没有停止。不久，又一名反叛者因发表针对总督及其权威的哗变言论而被处决，几个人随即像逃奴一样，再次逃进林中，盖茨抱怨说，他们在林子里活得像野蛮人一样。

最终，当局占了上风。他们造了两艘小帆船，分别命名为“拯救”号和“忍耐”号，于1610年5月10日下水，好继续驶往弗吉尼亚。然而在岛上的四十二周里，水手和其他“游手好闲、桀骜不驯、悲惨可怜”的人，先后组织了五起针对弗吉尼亚公司及其首领的密谋，首领们则以英属美洲最早的两次死刑作答，绞死一人，枪决一人，以此平息反抗，好继续推进殖民。其余的人扬帆前往弗吉尼亚时，有两个人决定留在百慕大“了此余生”，其中一个是水手。又有一个人加入，三人“开始建立他们的小小共和国……行兄弟般的共治”。¹⁰留下的人有多明智，船队抵达弗吉尼亚不到一个月就见了分晓：托马斯·盖茨爵士派乔治·萨默斯爵士回百慕大筹粮，为苦苦支撑的大陆殖民地弄来够吃六个月的肉和鱼。然而乔治爵士本人再没能回到弗吉尼亚：他重新领略了百慕大的种种乐趣，最后因“吃猪过饱”一命呜呼。从百慕大驶往弗吉尼亚的水手和乘客各自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很可能有许多人也没能躲过大陆定居点那骇人的大批死亡，到后不久便死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构成了弗吉尼亚那位好勇逞强的领袖约翰·史密斯所说的第三批补给^译注8，这批新输入的人，帮这个年轻的种植园活了下来。¹¹

“海上冒险”号的失事，连同遇难者中间上演的一幕幕叛乱，点出了早期大西洋史的几大主题。这些事件构不成一个英格兰航海伟业与荣耀的故事，也构不成一个为宗教自由英勇斗争的故事，尽管水手和宗教激进分子在其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与殖民的起源、关于世界贸易与帝国建立的故事。它也必然是一个关于各族人民被连根拔起、四处迁徙的故事，关于“人手”如何被造就、又如何被调遣到大西洋彼岸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剥削与反抗剥削的故事，关于“身上的精血”将如何耗费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形形色色的人彼此合作的故事，有人为的是利润，有人为的是活命。这也是一个关于另类生活方式的故事，讲官方如何动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去阻止、摧毁这些生活方式，去压服民众对“自由和感官的尽情满足”的眷恋。

我们绝不是最早从“海上冒险”号的故事里看出历史意义的人。最早这样做的人之一，无疑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是威廉·莎士比亚，他在1610至1611年间写《暴风雨》时，就取材于这次失事的亲历记述。莎士比亚长期研读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的记述，借助世界贸易，这些人正咄咄逼人地把欧洲、非洲和美洲连在一起。不仅如此，他还与这类人有私交，甚至要靠他们维持生计。和他的许多庇护人、资助者（如南安普顿伯爵）一样，莎士比亚本人也投资了英格兰殖民的急先锋弗吉尼亚公司。¹²他的剧作既描绘、也助长了英格兰统治阶级日益浓厚的兴趣：到新世界去定居，从新世界牟利。在下文中，我们将借“海上冒险”号的失事，展开四大主题，它们关乎17世纪初英属大西洋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剥夺，争取另类生活方式的斗争，合作与反抗的模式，以及阶级纪律的强制推行。在“海上冒险”号和船上众人的故事里，藏着一个更大的故事：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¹³

剥夺

“海上冒险”号的失事发生在帝国争霸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事实上，弗吉尼亚公司的组建既反映了、也加速了17世纪初正在发生的一场根本性的权力转移：西北欧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国家（法国、荷兰和英格兰）向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尔、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这些地中海王国与城邦发起挑战，并超越了它们，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也日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北欧船只速度更快、防护更坚固、所需人手更少，是当时最精密的工程杰作，让地中海的桨帆船黯然失色。英格兰统治阶级尤其急于挑战伊比利亚国家对新世界的掌控，并借此自肥。于是，一批英格兰投资者在1606年组建了弗吉尼亚公司，据研究该公司首屈一指的史家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所说，它“首先是一个商业组织，出资人在其中投入了巨额资本，他们最关心的是投资预期的回报”。“海上冒险”号此行就起源于此：为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汇集资本。¹⁴

弗吉尼亚公司的鼓吹者在全英格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宣传来为殖民争取支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为什么这项私人资本主义的举措对国家有好处。他们提出了好几条理由：英格兰所有善良的新教徒，都有义务帮助美洲的野蛮人皈依基督教，并同海外的天主教敌人作战；人人都有责任扩展英格兰的统治，去拥抱那向他们招手的民族荣耀。但他们最执着、也最能引起共鸣的理由，是把殖民说成解决英格兰国内社会问题的办法。公司的宣传家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宣称，公司将提供一项必要的公共服务，把英格兰“成群的游手好闲之徒”清走，送到弗吉尼亚去干活；英格兰殖民的头号宣传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二十年来一直在提这个主张。新世界是安置“不信教的不规矩青年”的地方，是因“掠夺性地租”而失去生计者的去处，是所有身陷“极端贫困”者的去处，总之，是所有“在家乡活不下去”的人的去处。我们虽然不知道“海上冒险”号上大多数人的姓名和个人背景，但知道其中有不少被剥夺者。1609年，弗吉尼亚公司向伦敦市长、市政官和各同业公会提出申请，要“为本城及郊区卸去一大群多余的寄居者，他们是死亡与饥荒的长久祸根，也是本王国一切瘟疫的真正源头”。在百慕大遇难的绅士罗伯特·里奇后来写到“那些与我们同住的流浪汉”，而一位与托马斯·盖茨爵士关系密切的匿名作者（甚至可能就是盖茨本人）则抱怨“那些邪恶的小鬼，在英格兰不知还能怎样过活，便自己混上了船”。¹⁵

和更广义的资本主义一样，弗吉尼亚公司起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格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变迁，正是这些变迁在1609年把“海上冒险”号推向弗吉尼亚，又在不久之后影响了《暴风雨》的写作。这些变迁可以列举如下：农业从自给的耕作转向商业化的畜牧；雇佣劳动增多；城市人口增长；家庭手工业或包买制（putting-out）扩张；世界贸易增长；市场制度化；殖民体系建立。这些发展之所以可能，有一个根本而影响深远的原因：圈占土地，把成千上万人逐出公地，再把他们重新调配到乡村、城镇和海上。剥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也是把土地和劳动变成商品的力量。“海上冒险”号上的一些劳动者，正是这样变成了“人手”。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看到了剥夺的真相，他让“野蛮而畸形的奴隶”凯列班当着贵族主人普洛斯彼罗的面，申明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权利：

这岛是我的，是我母亲西考拉克斯传给我的，却被你夺了去。

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症结所在。当地主们剥夺欧洲的劳动者、欧洲商人剥夺美洲的原住民之时，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发问：“难道任何国家……可以去发现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吗？”百慕大是谁的？美洲是谁的？非洲是谁的？英格兰这座岛又是谁的？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固守着经济上的独立，凭的是占有自己的生活资料，无论土地还是别的财产；正因如此，欧洲资本家不得不动用暴力剥夺大批的人，把他们赶出祖辈居住的家园，好把他们的劳动力重新调配到新的地方、新的经济项目中去。各族人民被剥夺、被迁徙，是一个持续五百年、遍及全球的过程。弗吉尼亚公司，尤其是“海上冒险”号，帮着组织起了一条中间航道^译注9，一头是旧世界的剥夺，一头是新世界的剥削。

剥夺在英格兰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漫长、缓慢而暴烈的过程。从中世纪起，领主们就私下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和封建扈从；到了16世纪初，英格兰的统治者又公开关闭修道院，清除云游的托钵修士、卖赎罪券的人和乞丐，摧毁了中世纪的慈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大土地所有者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为抓住国内外新兴市场机会所做的一切。通过圈占耕地，驱逐小农，赶走农村佃户，他们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赶离土地、不许他们再使用公地，从而彻底改变了农业经营方式。到16世纪末，无财产者的人数已是一百年前的十二倍。17世纪，英格兰近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圈占。航空摄影和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一千多处废弃的村庄和小村落，证实了对农民的剥夺规模何等巨大。托马斯·莫尔曾在《乌托邦》（1516）里讽刺这一过程，可他自己也圈过地，还得有人出面制止。莎士比亚也参与了圈地。他持有韦尔科姆一份什一税租约的一半权益，1614年，威廉·库姆提议圈占那里的敞田。莎士比亚没有反对，因为他的收入不会因此减少，但那些眼看就要被剥夺的人反对了，他们把为圈地树篱新挖的沟渠填平。库姆骑着马来阻拦这些掘地者，骂他们是“清教无赖，借名冒充的下等人”^译注10，可掘地者的领头人托马斯·格林第二天又带着妇女和孩子回来，继续抵抗。格林向王座法庭首席法官和枢密院请愿，最终取得令状，拆除了圈地。¹⁶

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些新的无产者找不到能挣钱的活计，没有土地、没有信贷、也没有行当，被抛到大路上，去受一部严酷骇人、近代史上无出其右的劳动与刑事法典的无情宰制。针对抢劫、入室盗窃和偷窃的主要法令都制定于16世纪和17世纪初，那时犯罪正在成为城市生活中长久存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惩治流浪的法令则以肉体暴力威胁被剥夺者。在亨利八世治下（1509—1547），流浪者遭鞭打、割耳或绞死（当时一位编年史家记下的人数是七万五千）。¹⁷在爱德华六世治下（1547—1553），他们胸口被烙上字母V，被罚为奴两年；在伊丽莎白一世治下（1558—1603），他们遭鞭打后被发配到桨帆船上服苦役，或送进矫正所。爱德华六世时期制定的刑法典，对无财产者也几乎同样凶狠。《工匠法》和《济贫法》同样力图用立法来规范受雇，也就是规范雇佣劳动。¹⁸

没有主人管束的男男女女是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英格兰的标志性特征，造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动荡。A. L. 拜尔写道，流浪者是“一头许德拉式的多头怪物，随时准备摧毁国家与社会秩序”。这一描述呼应了哲学家兼副检察长弗朗西斯·培根的论断，他凭亲身经验，认为这类人是“国家里危险与骚乱的种子”。剥夺、工业剥削（通过采矿和包买制）和空前规模的军事动员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都铎时期一系列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如康沃尔起义（1497）、拉文纳姆起义（1525）和林肯郡叛乱（1536），此外还有求恩巡礼（1536）、祈祷书叛乱（1549）和凯特叛乱（1549），这些都发生在农村。城市暴动则在16世纪末愈演愈烈，有勒德门监狱暴动（1581）、乞丐圣诞暴动（1582）、圣灵降临节暴动（1584）、泥灰匠暴动（1586）、毡帽匠暴动（1591）、萨瑟克蜡烛匠暴动（1592）和萨瑟克黄油暴动（1595），光听这些名字，就能想见手工业者为保住自己的自由与习俗而进行的斗争。1596年恩斯洛山叛乱中，当牛津的公地平民寻求与伦敦的学徒结盟，培根和总检察长爱德华·科克便对运动的一位领袖动用酷刑，并主张任何攻击圈地的行为都等同于叛国重罪。当时规模最大的叛乱是1607年的中部起义，它有一部分发生在莎士比亚家乡所在的郡，也影响了他写作《科利奥兰纳斯》。那些直接动手拆除圈地的人，这时第一次被称作平等派^译注11。人们热火朝天地抵抗剥夺，这放慢了圈地的步伐，延缓了压低工资的进程，也为种种让步与妥协奠定了基础，我们误把这些让步与妥协称作“都铎家长主义”，好像它们纯粹是父辈出于慈爱赐下的礼物。¹⁹

到了要给被剥夺者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的时候，约翰·波帕姆爵士（1592至1607年任王座法庭首席法官，也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列出了三十种流氓与乞丐，归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行商、补锅匠和货郎，这些男男女女的小买卖，构成了无产阶级微观经济里的商业。第二类是退役或负伤的士兵和水手（或冒充退役、负伤的），这些人的劳作，奠定了扩张性宏观经济的基础。第三类是封建慈善体系残存的底层结构：募捐人、劝募代理人和卖赎罪券的。当时的演艺人员构成第四类，包括变戏法的、击剑手、吟游艺人、耍熊的、竞技者和幕间剧演员。接着，波帕姆提到那些假装懂得手相术、相面术之类“狡诈学问”的人，以及算命的和“自称学者的人”，由此划出了第五类，这类人满足的是民众在智识和哲理上的需要。最后，他在序言中点名“一切流浪者及普通劳工，凡身体健全而游手好闲，在其居住或将居住之地，拒绝按所定或通常给付之合理工资做工，又别无生计以自养者”。这样一来，落入“身强力壮的流氓与乞丐”这一法定含义的，是一切处在有组织的雇佣劳动之外的人，也是这样一些人：这个躁动、好问、不安定的无产阶级，其文化、传统与自主的自我认识，就是由他们的活动构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被剥夺者称作杂色人群（motley crowd）。²⁰

在17世纪上半叶，剥夺与反抗为殖民进程添了柴火，把人送上了“海上冒险”号和许多别的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有些人是自愿去的，因为失去土地让他们迫切想要重新开始；但更多的人是被迫去的，个中缘由，培根在中部起义之后已经说过：“防止叛乱最可靠的办法”，是“去除其材料。因为若柴薪已备，便难料火星从何处飞来，将它点燃”。1594年主张殖民爱尔兰、1612年主张殖民弗吉尼亚的人都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芜杂的人群”输出海外，把“叛乱的材料……清出城去”。一整套政策都源于1597年的《乞丐法》（39 Eliz. c. 4），按照这项法令，在英格兰被判有罪（多为侵犯财产罪）的流浪者和流氓，将被运往殖民地，判到种植园做工，那里在哈克卢伊特看来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伦敦乃至整个王国的寄居者，正该安置在这里。被运往美洲的英格兰重罪犯中，有据可查的第一人是个染工的学徒，他拿了师傅的货物，从济贫院逃走，后来在1607年被送往弗吉尼亚。此后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去。²¹

另类选择

弗吉尼亚公司的拥护者们知道，剥夺造出了“成群的游手好闲之徒”，而这些人从前是靠公地养活的。商人、投资者兼宣传家罗伯特·格雷曾这样追忆往昔：

我国的公地曾经自由敞开，任贫穷的公地平民享用，因为土地宽绰，足以容下每一个人，谁也无须侵占或圈占他人的地；由此可见，那时我们并无多大必要去追随离奇的传闻，或去寻求狂野的冒险，因为我们所有的不仅足用，而且按各人的份额满溢有余。

尽管格雷抱有一种偏颇的看法，认为侵占与圈地纯粹是人口增长和过度拥挤造成的，但他明白，英格兰有许多人曾经过着另一种生活：更自由，更充足，甚至丰裕。“海上冒险”号上的公地平民决定留在百慕大定居、不再前往弗吉尼亚时，向弗吉尼亚公司的官员解释说，他们要的是公地的安逸、快乐与自由，而不是弗吉尼亚等着他们的悲惨、劳苦与奴役。²²

受这些遇难公地平民的行动启发，莎士比亚把另类的生活方式写成了《暴风雨》的一大主题。贡萨洛（剧中一位睿智的老臣，和国王及其他贵族一起流落到了百慕大）遐想着，“这座岛若归我垦殖”，自己要建立怎样一个理想的“共和国”：

在这共和国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处处颠倒；任何买卖我都不许；不设长官的名号；文字无人知晓；没有贫富，没有役使；没有契约、继承，没有疆界、地界、耕作、葡萄园；不用金属、谷物、酒，也不用油；没有职业：男人都闲着，个个闲着；女人也一样，但天真而纯洁：没有君权——

大西洋 on 安那其能造宇宙飞船吗

多头的许德拉·第一章：“海上冒险”号的失事

剥夺

另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