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的许德拉·第一章：“海上冒险”号的失事

1609年7月25日，“海上冒险”号的水手们眺望海平线，发现了危险。他们随船队从普利茅斯出发，正向西驶往英格兰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与其余八艘船失散后，他们望见一场风暴正疾驰而来——或者照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叫法，一场飓风。乘客威廉·斯特雷奇写道，“乌云在我们头顶越积越厚，风声呜咽呼啸，异乎寻常”，

一场可怖可憎的风暴自东北方刮起，一阵一阵地鼓胀咆哮，时烈时缓，终于把天光尽数夺去；天色如地狱般漆黑，向我们压来，恐怖与畏惧愈发充塞，淹没了众人早已纷乱、不能自主的感官；人人惊骇失措，两耳只听得狂风凄厉的呼号低吼，和同伴的一片慌乱，就连防备最严、准备最足的人，也不免大为动摇。

逼近的狂暴风势“令人心惊血凝，连其中最刚强的水手也丧尽了胆气”。这艘九十八英尺、载重三百吨的船上，那些没那么刚强的乘客惊恐喊叫，可他们的声音“被风吞没，风又被雷声吞没”。船身的木料开始呻吟，惊魂稍定的水手们打起精神，动手干活。六到八个人合力，艰难地把着舵。另一些人砍掉索具和船帆，以减少风的阻力；他们把行李和火炮扔下海，减轻载重，降低翻船的危险。他们手持蜡烛，沿着船的肋材爬行，聆听、寻找渗水的漏缝，堵上他们还能堵的，麻絮用完了，就拿牛肉来塞。尽管如此，海水仍涌进船里，在货舱中涨了好几英尺，漫过了两层大桶。在“如埃及之夜、三日不绝的恐怖”^译注1里，船员和乘客不停地抽水，底层民众“脱得精光，就像桨帆船上的苦役犯”。就连从没干过活的绅士也轮流抽水，抽不动的人就拿锅和桶往外舀。他们不吃不睡，估计从这艘漏水的船里抽出了两千吨水。¹

这还不够。水位没有下降，抽水的人力气、耐力和希望都濒临耗竭。为抵挡飓风这末日般的力量，疲惫不堪的水手们已经做尽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眼看必死无疑，他们便从一种海上的仪式里寻求慰藉，把海上的世界颠倒了过来。私有财产的禁令，船长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权威，乔治·萨默斯爵士、托马斯·盖茨爵士这些弗吉尼亚公司绅士的权威，此刻都无人在意了：他们打开船上的酒，作为团结一心的最后表示，“彼此对饮，互相诀别，直到在更蒙福的世界里，更欢喜、更幸福地重逢”。²

“海上冒险”号还是失事了，7月28日，船卡在了百慕大群岛的两块巨岩之间，但奇迹般地无人丧生。船上一百五十名男女船员和乘客原本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派去增援公司新种植园的；此刻他们浑身湿透、惊恐万状，踉踉跄跄地登上了一片陌生的海岸，水手们历来把这里看作中了魔咒的“魔鬼之岛”：群魔出没、怪物横行，是欧洲船只阴森的坟场。百慕大1511年就已绘入海图，此后一百年却一直让航海者避之不及，人们对它的了解，大多来自少数水手、叛离者和落难者的讲述，比如乔布·霍托普：他从西属西印度群岛的划桨苦役中逃脱，途经此岛，最后回到伦敦，讲出了自己的经历。“海上冒险”号的乘客西尔维斯特·乔登后来写道，百慕大“除了阵阵狂风、风暴和恶劣天气，别无所有，使每个领航员和水手都像躲避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那样躲开它，或者像躲避魔鬼本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此地的阴森，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叫卡霍^译注2的夜鸟刺耳而空洞的嚎叫，它们的尖啸总萦绕在过往船只的船员心头。³

然而遇难者很快发现，百慕大的实际情形和它的名声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这座岛原来是四季如春、食物丰足的伊甸园，是“他们所见过最富饶、最有益健康、最宜人的地方”。这些本要去当殖民者的人大吃大喝：有黑猪，是多年前一艘西班牙船失事后游上岸繁衍起来的；有鱼（石斑鱼、鹦嘴鱼、红笛鲷），徒手或用一根绑了弯钉的棍子就能捉到；有飞禽，会落到男男女女的胳膊或肩膀上；有巨大的海龟，一只就够五十人吃；还有各种美味的果子。令弗吉尼亚公司的官员大为懊恼的是，百慕大“让他们当中许多人全然忘了、也再不想从那里回去，他们在那里过得如此丰足、安宁、自在”。底层民众一找到这片丰饶之地，就开始“打下在此永久定居的根基”。他们终究还是“在更蒙福的世界里，更欢喜、更幸福地重逢”了。⁴

遇难的公地平民有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因为有人告诉过他们，旅途的终点就是天堂。迈克尔·德雷顿在《致弗吉尼亚航程颂》（1606）中坚称，弗吉尼亚是：

人间唯一的天堂， 大自然在那里备足了 飞禽、鹿肉和鱼； 还有最肥沃的土壤， 不用你辛苦劳作， 一年三熟， 样样超出你的期望。⁵

到了1610年，罗伯特·里奇在替弗吉尼亚公司写的宣传诗里，乐得把百慕大和弗吉尼亚的经历混为一谈：

这里不怕挨饿， 谷物遍地生长， 壮美的河里鱼产丰饶， 千真万确，绝非虚想。

他的结论是，在弗吉尼亚“确实一无所缺”。另一位弗吉尼亚公司的鼓吹者明知这类报道是假的，也知道英格兰已有人斥之为乌托邦空想，却仍坚持这个谎言，向潜在的劳工许诺一天只干六小时活，他们“身上的精血”也不会“耗在为别人谋利上”。⁶许多殖民者怀着“罗马禧年”^译注3般的“热忱与激情”，乘着“海上冒险”号和别的船驶往弗吉尼亚。《圣经》里的禧年（《利未记》^译注4）为两项诉求提供了依据：终结奴役，把公地归还给被剥夺的人。百慕大似乎正是实践这一圣经预言的理想之地。⁷

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兼秘书斯特雷奇注意到，遇难者中间很快生出了“危险而隐秘的不满”，先在水手中间出现，又蔓延到其他人。紧接着便是“心与手的分离”：想继续在弗吉尼亚做这桩赚钱买卖的人，和那些本该用双手把他们送到那里的人闹翻了。水手和其他“人手”最大的怨言是：“到了弗吉尼亚，能指望的只有困苦和劳累，还有种种短缺和刻薄的待遇[即供给不足]，这里……可以安闲享用的鱼、肉、禽，那里一样也没有。”他们不知是怎么知道的，但说得一点不差：此时弗吉尼亚的殖民者正在吃皮靴和蛇，瘦得“像一具具骷髅，喊着我们饿死了，我们饿死了”。有个男人杀了妻子，把她剁碎腌起来当粮食；还有人从坟里挖出尸体来吃。而百慕大的落难者想要的，是“就在眼下物质最不匮乏的地方安顿下来”。两地人口的对比数字，支持了他们的说法。原本与“海上冒险”号结队同行的另外八艘船、三百五十人抵达了弗吉尼亚，遇上的是灾难性的高死亡率：两年间，五百三十五名定居者^译注5只剩下六十人左右。相比之下，百慕大的定居者在十个月里，一百五十人只净减了三人：死了五个，其中似乎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另有两人被杀、两人被处决，同时又出生了两个。斯特雷奇问道：“要把那群游手好闲、桀骜不驯、悲惨可怜的众人吸引过来，让他们心甘情愿、趋之若鹜，还有什么比自由和感官的尽情满足更有磁石般的吸力呢？”⁸

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一些遇难者“彼此约定，凡是会带他们离开此岛的劳作或营生，一概不动手”，立下这一誓约，他们便退入林中，另建了自己的居留地。后来他们还打算自己去另一座岛上定居。于是，站在英格兰殖民起点上的，是一场罢工、一次逃亡^译注6。这些行动的带头人里有水手，也有宗教激进分子，后者很可能是反律法主义者，相信上帝的恩典已让他们超乎法律之上。建立自治共同体的努力失败了，但心与手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斯蒂芬·霍普金斯是一位博学的清教徒，追随罗伯特·布朗；布朗主张另立各自独立、由会众自治的教会，其治理以相互同意为基础，而不是顺从长老、国王或国家。霍普金斯把水手们在风暴中那场仪式的逻辑又推进了一步，主张“海上冒险”号失事的那一刻，行政长官的权威就已经终结。他强调岛上“蒙上帝眷顾，各样美食丰足”，并反对继续前往弗吉尼亚，到了那里，平民只能给出资人^译注7当牛做马。霍普金斯的哗变同样被镇压了，但他本人没有被击垮：他活了下来，1620年“五月花”号驶近美洲时，他又在船上发表了一番哗变言论。⁹百慕大的其他密谋者也同样没被制服：霍普金斯的手铐刚扣上，第三起密谋又已酝酿，另一伙哗变者打算夺取从失事船上抢救出来的补给，并袭击总督托马斯·盖茨。他们的计划虽然泄露给了当局，反抗却没有停止。不久，又一名反叛者因发表针对总督及其权威的哗变言论而被处决，几个人随即像逃奴一样，再次逃进林中，盖茨抱怨说，他们在林子里活得像野蛮人一样。

最终，当局占了上风。他们造了两艘小帆船，分别命名为“拯救”号和“忍耐”号，于1610年5月10日下水，好继续驶往弗吉尼亚。然而在岛上的四十二周里，水手和其他“游手好闲、桀骜不驯、悲惨可怜”的人，先后组织了五起针对弗吉尼亚公司及其首领的密谋，首领们则以英属美洲最早的两次死刑作答，绞死一人，枪决一人，以此平息反抗，好继续推进殖民。其余的人扬帆前往弗吉尼亚时，有两个人决定留在百慕大“了此余生”，其中一个是水手。又有一个人加入，三人“开始建立他们的小小共和国……行兄弟般的共治”。¹⁰留下的人有多明智，船队抵达弗吉尼亚不到一个月就见了分晓：托马斯·盖茨爵士派乔治·萨默斯爵士回百慕大筹粮，为苦苦支撑的大陆殖民地弄来够吃六个月的肉和鱼。然而乔治爵士本人再没能回到弗吉尼亚：他重新领略了百慕大的种种乐趣，最后因“吃猪过饱”一命呜呼。从百慕大驶往弗吉尼亚的水手和乘客各自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很可能有许多人也没能躲过大陆定居点那骇人的大批死亡，到后不久便死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构成了弗吉尼亚那位好勇逞强的领袖约翰·史密斯所说的第三批补给^译注8，这批新输入的人，帮这个年轻的种植园活了下来。¹¹

“海上冒险”号的失事，连同遇难者中间上演的一幕幕叛乱，点出了早期大西洋史的几大主题。这些事件构不成一个英格兰航海伟业与荣耀的故事，也构不成一个为宗教自由英勇斗争的故事，尽管水手和宗教激进分子在其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与殖民的起源、关于世界贸易与帝国建立的故事。它也必然是一个关于各族人民被连根拔起、四处迁徙的故事，关于“人手”如何被造就、又如何被调遣到大西洋彼岸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剥削与反抗剥削的故事，关于“身上的精血”将如何耗费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形形色色的人彼此合作的故事，有人为的是利润，有人为的是活命。这也是一个关于另类生活方式的故事，讲官方如何动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去阻止、摧毁这些生活方式，去压服民众对“自由和感官的尽情满足”的眷恋。

我们绝不是最早从“海上冒险”号的故事里看出历史意义的人。最早这样做的人之一，无疑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是威廉·莎士比亚，他在1610至1611年间写《暴风雨》时，就取材于这次失事的亲历记述。莎士比亚长期研读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的记述，借助世界贸易，这些人正咄咄逼人地把欧洲、非洲和美洲连在一起。不仅如此，他还与这类人有私交，甚至要靠他们维持生计。和他的许多庇护人、资助者（如南安普顿伯爵）一样，莎士比亚本人也投资了英格兰殖民的急先锋弗吉尼亚公司。¹²他的剧作既描绘、也助长了英格兰统治阶级日益浓厚的兴趣：到新世界去定居，从新世界牟利。在下文中，我们将借“海上冒险”号的失事，展开四大主题，它们关乎17世纪初英属大西洋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剥夺，争取另类生活方式的斗争，合作与反抗的模式，以及阶级纪律的强制推行。在“海上冒险”号和船上众人的故事里，藏着一个更大的故事：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¹³

剥夺

“海上冒险”号的失事发生在帝国争霸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事实上，弗吉尼亚公司的组建既反映了、也加速了17世纪初正在发生的一场根本性的权力转移：西北欧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国家（法国、荷兰和英格兰）向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尔、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这些地中海王国与城邦发起挑战，并超越了它们，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也日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北欧船只速度更快、防护更坚固、所需人手更少，是当时最精密的工程杰作，让地中海的桨帆船黯然失色。英格兰统治阶级尤其急于挑战伊比利亚国家对新世界的掌控，并借此自肥。于是，一批英格兰投资者在1606年组建了弗吉尼亚公司，据研究该公司首屈一指的史家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所说，它“首先是一个商业组织，出资人在其中投入了巨额资本，他们最关心的是投资预期的回报”。“海上冒险”号此行就起源于此：为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汇集资本。¹⁴

弗吉尼亚公司的鼓吹者在全英格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宣传来为殖民争取支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为什么这项私人资本主义的举措对国家有好处。他们提出了好几条理由：英格兰所有善良的新教徒，都有义务帮助美洲的野蛮人皈依基督教，并同海外的天主教敌人作战；人人都有责任扩展英格兰的统治，去拥抱那向他们招手的民族荣耀。但他们最执着、也最能引起共鸣的理由，是把殖民说成解决英格兰国内社会问题的办法。公司的宣传家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宣称，公司将提供一项必要的公共服务，把英格兰“成群的游手好闲之徒”清走，送到弗吉尼亚去干活；英格兰殖民的头号宣传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二十年来一直在提这个主张。新世界是安置“不信教的不规矩青年”的地方，是因“掠夺性地租”而失去生计者的去处，是所有身陷“极端贫困”者的去处，总之，是所有“在家乡活不下去”的人的去处。我们虽然不知道“海上冒险”号上大多数人的姓名和个人背景，但知道其中有不少被剥夺者。1609年，弗吉尼亚公司向伦敦市长、市政官和各同业公会提出申请，要“为本城及郊区卸去一大群多余的寄居者，他们是死亡与饥荒的长久祸根，也是本王国一切瘟疫的真正源头”。在百慕大遇难的绅士罗伯特·里奇后来写到“那些与我们同住的流浪汉”，而一位与托马斯·盖茨爵士关系密切的匿名作者（甚至可能就是盖茨本人）则抱怨“那些邪恶的小鬼，在英格兰不知还能怎样过活，便自己混上了船”。¹⁵

和更广义的资本主义一样，弗吉尼亚公司起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格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变迁，正是这些变迁在1609年把“海上冒险”号推向弗吉尼亚，又在不久之后影响了《暴风雨》的写作。这些变迁可以列举如下：农业从自给的耕作转向商业化的畜牧；雇佣劳动增多；城市人口增长；家庭手工业或包买制（putting-out）扩张；世界贸易增长；市场制度化；殖民体系建立。这些发展之所以可能，有一个根本而影响深远的原因：圈占土地，把成千上万人逐出公地，再把他们重新调配到乡村、城镇和海上。剥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也是把土地和劳动变成商品的力量。“海上冒险”号上的一些劳动者，正是这样变成了“人手”。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看到了剥夺的真相，他让“野蛮而畸形的奴隶”凯列班当着贵族主人普洛斯彼罗的面，申明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权利：

这岛是我的，是我母亲西考拉克斯传给我的， 却被你夺了去。

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症结所在。当地主们剥夺欧洲的劳动者、欧洲商人剥夺美洲的原住民之时，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发问：“难道任何国家……可以去发现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吗？”百慕大是谁的？美洲是谁的？非洲是谁的？英格兰这座岛又是谁的？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固守着经济上的独立，凭的是占有自己的生活资料，无论土地还是别的财产；正因如此，欧洲资本家不得不动用暴力剥夺大批的人，把他们赶出祖辈居住的家园，好把他们的劳动力重新调配到新的地方、新的经济项目中去。各族人民被剥夺、被迁徙，是一个持续五百年、遍及全球的过程。弗吉尼亚公司，尤其是“海上冒险”号，帮着组织起了一条中间航道^译注9，一头是旧世界的剥夺，一头是新世界的剥削。

剥夺在英格兰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漫长、缓慢而暴烈的过程。从中世纪起，领主们就私下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和封建扈从；到了16世纪初，英格兰的统治者又公开关闭修道院，清除云游的托钵修士、卖赎罪券的人和乞丐，摧毁了中世纪的慈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大土地所有者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为抓住国内外新兴市场机会所做的一切。通过圈占耕地，驱逐小农，赶走农村佃户，他们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赶离土地、不许他们再使用公地，从而彻底改变了农业经营方式。到16世纪末，无财产者的人数已是一百年前的十二倍。17世纪，英格兰近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圈占。航空摄影和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一千多处废弃的村庄和小村落，证实了对农民的剥夺规模何等巨大。托马斯·莫尔曾在《乌托邦》（1516）里讽刺这一过程，可他自己也圈过地，还得有人出面制止。莎士比亚也参与了圈地。他持有韦尔科姆一份什一税租约的一半权益，1614年，威廉·库姆提议圈占那里的敞田。莎士比亚没有反对，因为他的收入不会因此减少，但那些眼看就要被剥夺的人反对了，他们把为圈地树篱新挖的沟渠填平。库姆骑着马来阻拦这些掘地者，骂他们是“清教无赖，借名冒充的下等人”^译注10，可掘地者的领头人托马斯·格林第二天又带着妇女和孩子回来，继续抵抗。格林向王座法庭首席法官和枢密院请愿，最终取得令状，拆除了圈地。¹⁶

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些新的无产者找不到能挣钱的活计，没有土地、没有信贷、也没有行当，被抛到大路上，去受一部严酷骇人、近代史上无出其右的劳动与刑事法典的无情宰制。针对抢劫、入室盗窃和偷窃的主要法令都制定于16世纪和17世纪初，那时犯罪正在成为城市生活中长久存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惩治流浪的法令则以肉体暴力威胁被剥夺者。在亨利八世治下（1509—1547），流浪者遭鞭打、割耳或绞死（当时一位编年史家记下的人数是七万五千）。¹⁷在爱德华六世治下（1547—1553），他们胸口被烙上字母V，被罚为奴两年；在伊丽莎白一世治下（1558—1603），他们遭鞭打后被发配到桨帆船上服苦役，或送进矫正所。爱德华六世时期制定的刑法典，对无财产者也几乎同样凶狠。《工匠法》和《济贫法》同样力图用立法来规范受雇，也就是规范雇佣劳动。¹⁸

没有主人管束的男男女女是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英格兰的标志性特征，造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动荡。A. L. 拜尔写道，流浪者是“一头许德拉式的多头怪物，随时准备摧毁国家与社会秩序”。这一描述呼应了哲学家兼副检察长弗朗西斯·培根的论断，他凭亲身经验，认为这类人是“国家里危险与骚乱的种子”。剥夺、工业剥削（通过采矿和包买制）和空前规模的军事动员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都铎时期一系列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如康沃尔起义（1497）、拉文纳姆起义（1525）和林肯郡叛乱（1536），此外还有求恩巡礼（1536）、祈祷书叛乱（1549）和凯特叛乱（1549），这些都发生在农村。城市暴动则在16世纪末愈演愈烈，有勒德门监狱暴动（1581）、乞丐圣诞暴动（1582）、圣灵降临节暴动（1584）、泥灰匠暴动（1586）、毡帽匠暴动（1591）、萨瑟克蜡烛匠暴动（1592）和萨瑟克黄油暴动（1595），光听这些名字，就能想见手工业者为保住自己的自由与习俗而进行的斗争。1596年恩斯洛山叛乱中，当牛津的公地平民寻求与伦敦的学徒结盟，培根和总检察长爱德华·科克便对运动的一位领袖动用酷刑，并主张任何攻击圈地的行为都等同于叛国重罪。当时规模最大的叛乱是1607年的中部起义，它有一部分发生在莎士比亚家乡所在的郡，也影响了他写作《科利奥兰纳斯》。那些直接动手拆除圈地的人，这时第一次被称作平等派^译注11。人们热火朝天地抵抗剥夺，这放慢了圈地的步伐，延缓了压低工资的进程，也为种种让步与妥协奠定了基础，我们误把这些让步与妥协称作“都铎家长主义”，好像它们纯粹是父辈出于慈爱赐下的礼物。¹⁹

到了要给被剥夺者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的时候，约翰·波帕姆爵士（1592至1607年任王座法庭首席法官，也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列出了三十种流氓与乞丐，归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行商、补锅匠和货郎，这些男男女女的小买卖，构成了无产阶级微观经济里的商业。第二类是退役或负伤的士兵和水手（或冒充退役、负伤的），这些人的劳作，奠定了扩张性宏观经济的基础。第三类是封建慈善体系残存的底层结构：募捐人、劝募代理人和卖赎罪券的。当时的演艺人员构成第四类，包括变戏法的、击剑手、吟游艺人、耍熊的、竞技者和幕间剧演员。接着，波帕姆提到那些假装懂得手相术、相面术之类“狡诈学问”的人，以及算命的和“自称学者的人”，由此划出了第五类，这类人满足的是民众在智识和哲理上的需要。最后，他在序言中点名“一切流浪者及普通劳工，凡身体健全而游手好闲，在其居住或将居住之地，拒绝按所定或通常给付之合理工资做工，又别无生计以自养者”。这样一来，落入“身强力壮的流氓与乞丐”这一法定含义的，是一切处在有组织的雇佣劳动之外的人，也是这样一些人：这个躁动、好问、不安定的无产阶级，其文化、传统与自主的自我认识，就是由他们的活动构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被剥夺者称作杂色人群（motley crowd）。²⁰

在17世纪上半叶，剥夺与反抗为殖民进程添了柴火，把人送上了“海上冒险”号和许多别的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有些人是自愿去的，因为失去土地让他们迫切想要重新开始；但更多的人是被迫去的，个中缘由，培根在中部起义之后已经说过：“防止叛乱最可靠的办法”，是“去除其材料。因为若柴薪已备，便难料火星从何处飞来，将它点燃”。1594年主张殖民爱尔兰、1612年主张殖民弗吉尼亚的人都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芜杂的人群”输出海外，把“叛乱的材料……清出城去”。一整套政策都源于1597年的《乞丐法》（39 Eliz. c. 4），按照这项法令，在英格兰被判有罪（多为侵犯财产罪）的流浪者和流氓，将被运往殖民地，判到种植园做工，那里在哈克卢伊特看来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伦敦乃至整个王国的寄居者，正该安置在这里。被运往美洲的英格兰重罪犯中，有据可查的第一人是个染工的学徒，他拿了师傅的货物，从济贫院逃走，后来在1607年被送往弗吉尼亚。此后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去。²¹

另类选择

弗吉尼亚公司的拥护者们知道，剥夺造出了“成群的游手好闲之徒”，而这些人从前是靠公地养活的。商人、投资者兼宣传家罗伯特·格雷曾这样追忆往昔：

我国的公地曾经自由敞开，任贫穷的公地平民享用，因为土地宽绰，足以容下每一个人，谁也无须侵占或圈占他人的地；由此可见，那时我们并无多大必要去追随离奇的传闻，或去寻求狂野的冒险，因为我们所有的不仅足用，而且按各人的份额满溢有余。

尽管格雷抱有一种偏颇的看法，认为侵占与圈地纯粹是人口增长和过度拥挤造成的，但他明白，英格兰有许多人曾经过着另一种生活：更自由，更充足，甚至丰裕。“海上冒险”号上的公地平民决定留在百慕大定居、不再前往弗吉尼亚时，向弗吉尼亚公司的官员解释说，他们要的是公地的安逸、快乐与自由，而不是弗吉尼亚等着他们的悲惨、劳苦与奴役。²²

受这些遇难公地平民的行动启发，莎士比亚把另类的生活方式写成了《暴风雨》的一大主题。贡萨洛（剧中一位睿智的老臣，和国王及其他贵族一起流落到了百慕大）遐想着，“这座岛若归我垦殖”，自己要建立怎样一个理想的“共和国”：

在这共和国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处处颠倒；任何买卖 我都不许；不设长官的名号； 文字无人知晓；没有贫富， 没有役使；没有契约、继承， 没有疆界、地界、耕作、葡萄园； 不用金属、谷物、酒，也不用油； 没有职业：男人都闲着，个个闲着； 女人也一样，但天真而纯洁： 没有君权——

他接着说：

大自然应当出产万物，供众人共有， 不用流汗，不用劳作：谋逆、重罪， 刀剑、长矛、匕首、火枪，一切器械， 我都不要；大自然会自行生出 一切丰饶、一切富足， 来喂养我天真的人民。

他最后说，他的共和国将“胜过黄金时代”。²³

和莎士比亚一样，“海上冒险”号上的人们也有许多渠道可以了解另类的生活方式：古典的黄金时代，基督教的伊甸园（贡萨洛口中的“天真的人民”），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传统，包括反律法主义（没有法律、重罪和长官）、无政府主义（没有君权和谋逆）、和平主义（没有刀剑、长矛、匕首和火枪）、平均主义（没有贫富），以及狩猎采集（没有采矿和农耕）。没有继承的社会，就没有门第贵族；不役使人的社会，就没有雇佣劳动。这些传统在以“颠倒的世界”为主题的游行庆典中搬演出来：宫廷狂欢的旗帜、马匹、彩绘和奢华排场之间，穿插着身着杂色衣服的弄臣，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特林鸠罗；这类庆典还把异教仪式、农民传统和世外的乌托邦场景（alterne terrae，即他乡异域，如百慕大）吸纳进来，汇成一种兼收并蓄、场面壮观的新娱乐。1552年，爱德华六世的庆典上，混乱之王^译注12乔治·费勒斯“骑着一头奇怪的野兽”入场，因为“那条七个头、名叫许德拉的蛇，是我纹章上的主兽”。源自中世纪讽刺文学的《安乐乡》之类诙谐寓言，让某种乌托邦想象得以延续，描绘出一幅慵懒享乐、彻底饱足的图景。²⁴

最切近的另类选择，当然是公地的经验：那里没有“耕作”（tilth）和“疆界”（bourn）这类词所暗示的私有财产。Tilth 是一个古老的弗里斯兰语词，指犁地或耙地，也就是指具体的劳作，进而暗指与牧场、森林和荒地相对的耕作状态。没有耕作，便让人联想到重回林地的状态，这种状态在英格兰依然存在，在爱尔兰尤其如此；英格兰征服者已经在那里着手砍光树林，要击垮一个以亲族为纽带、共享主要资源的社会。Bourn 是较晚近的词，指田块之间的边界，16世纪在英格兰南部用得很多，因而和圈地联系在一起。被剥夺的人不只心怀怨愤，还对敞田农业和公地共用保有鲜活的记忆和口耳相传的知识。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没有“疆界、地界、耕作”的生活并不是理想化的梦，而是刚刚失去的现实，是一片真实存在过的公地。

总督托马斯·盖茨抱怨“海上冒险”号的哗变者躲进树林、像野蛮人一样生活，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野蛮人是怎样生活的？对盖茨和他同一代的欧洲人来说，美洲那些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另类生活方式的有力范例。弗吉尼亚公司的发言人罗伯特·格雷说起美洲原住民，用的是一句常被人重复的话：“他们中间没有‘我的’与‘你的’（meum、tuum）之分。”他们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对劳动本身也几乎毫无概念，威廉·斯特雷奇就发现了这一点：他说，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如今一年里大半时间都闲着”。闲着，也许吧，但并不挨饿：亨利·科尔特爵士1631年写道，他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岛见到“许多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他们的肚子虽与身量不相称，嫌大了些，却正显出此岛养人之丰饶”。这类发现点燃了欧洲的集体想象，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还有被剥夺者，都无休止地谈论着那些没有财产、没有劳动、没有主人、也没有国王的民族。²⁵

关于美洲这些另类社会的故事，是由水手带回欧洲的；这样的水手起初成百，很快上千，个个都是现实中的拉斐尔·希斯拉德，即托马斯·莫尔笔下那位从新世界归来、讲述乌托邦见闻的航海者。上至精英、下至市井，人们都靠水手和他们那些“离奇的传闻”，打听alterae terrae的消息。米歇尔·德·蒙田的贴身仆人当过水手，在巴西印第安人中间生活了十二年；这个“朴实无知的家伙”无疑是一位“诚实的见证人”，他讲的故事影响了主人对人类种种可能的看法。²⁶通过这些故事，以及其他在伦敦等港口城市流传的故事，莎士比亚读到、听到了美洲那个“无需辛劳的黄金世界”，那些“没有法律、没有书籍、也没有法官”的地方。几百年后，鲁德亚德·吉卜林造访百慕大，断言莎士比亚写《暴风雨》的许多灵感来自“一个喝醉的水手”。²⁷水手就这样把新世界的原始共产主义与旧世界平民的公地主义（commonism）^译注13连到了一起，这至少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在1609年“海上冒险”号于百慕大失事前后的种种事件中，水手会如此带头，又如此具有颠覆性。

公地共用不是某一种单一的农业做法，公地也不是一处生态面貌整齐划一、人的使用权一成不变的地方。两者都因时因地而异，威廉·斯特雷奇和许多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斯特雷奇解释说，“凡上帝借自然之手造于地上者，起初皆为人所共有”，又说他遇到的美洲原住民（他称之为“土著”）很像他自己的祖先，也就是当年被罗马人征服的古代皮克特人和不列颠人。英格兰有过一种独特的敞田农业制度，其中留有公共田地，这套制度似乎曾在马萨诸塞的萨德伯里成功移植，直到它也被私人积累的浪潮吞没。²⁸然而，公地远不止一种特定的英格兰农业做法或它在美洲的变体；聚落（clachan）、宗族（sept）、共耕条田制（rundale）^译注14、西非的村庄，以及美洲原住民长期休耕的农业传统，背后都是同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公地这个概念涵盖了大地上一切尚未私有化、尚未圈占、还不是商品的部分，它们支撑着人类种种互助的价值。莎士比亚知道，百慕大岛上那场争取另类生活方式的斗争是真实的，但他选择把一个真实的地方变成文学里梦幻般的“乌有之乡”，一个乌托邦。他在弗吉尼亚公司的投资人同伴也做了类似的事：他们残酷地追求自己的乌托邦，矛头对准那些想抓住“丰足、安宁、自在”生活的人。

合作与反抗

“海上冒险”号的历史，可以当作人类种种合作形式的一个缩影来讲述。第一种合作出现在飓风之中，先是水手之间，最后是船上所有人一起：他们掌舵、收帆、清理甲板，把渗进船体的水抽出去。船失事后，合作劳动在岸上的“人手”中间扩大开来、重新组织，其中一部分由弗吉尼亚公司的领导者组织，另一部分则是在与他们的对抗中组织起来的。这些劳动包括用棕榈叶搭窝棚栖身，以及靠公地共用维生：打猎采集，捕鱼拾荒。以船上对权威的挑战为开端，由水手带头的公地平民在岛上合作筹划了五起各不相同的密谋，其中包括一次罢工和一次逃亡。与这种对抗性的合作并行、又与之对立的，是弗吉尼亚公司官员组织的另一项合作劳动：砍伐雪松，造船，把遇难者送往弗吉尼亚。颠覆性的合作与官方的合作之间的张力，正是威廉·斯特雷奇笔下1609至1610年百慕大生活的戏剧冲突所在。

合作把许多种人、许多种劳动经验结合到一起：水手、劳工、工匠，还有好几类公地平民，其中包括两个美洲原住民纳蒙塔克和马奇昂普斯，他们去过英格兰，正要回到切萨皮克湾的波瓦坦人那里。²⁹这种合作式的反抗，塑造了莎士比亚对《暴风雨》中那场密谋的构想：奴隶凯列班、弄臣特林鸠罗和水手斯泰法诺联起手来，图谋杀死普洛斯彼罗，夺取这座岛（百慕大）。凯列班本人身上集合了非洲、美洲原住民、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化元素，特林鸠罗和斯泰法诺则代表了波帕姆法官那个时代英格兰被剥夺者的两种主要类型。“苦难叫人结识古怪的同床人”，特林鸠罗一边这样想，一边钻到凯列班的粗布斗篷底下躲雷雨，不过钻进去之前，他先问了自己一句：“这是什么？是人还是一条鱼？”斯泰法诺上场后，打量着这个他以为长着好多条腿的东西，心想莫非世上新造出了一种生灵：“这是岛上的一头四条腿的怪物。”它当然不是鱼，也不是怪物，更不是杂交种（hybrid 一词原指猪的杂交，1620年本·琼森拿它来说年轻的爱尔兰女子，才第一次用在人身上）；它是一支杂色劳动者队伍合作的开端。凯列班答应施展他公地共用的本事（即打猎采集），教特林鸠罗和斯泰法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怎样活下去，到哪里、怎样找到食物、淡水、盐和木柴。他们的合作最终演变成密谋与叛乱，正是“海上冒险”号的公地平民在百慕大岛上推动过的那一种，只是这些公地平民后来也一样被击败了。³⁰

我们说过，凯列班与特林鸠罗在粗布斗篷下相遇，是杂色队伍的开端。这个词的含义需要解释一下。在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王室的惯例里，“杂色”（motley）是一种五颜六色的服饰，常常是一顶帽子，由弄臣穿戴，国王准许弄臣开玩笑，甚至准许他对当权者说真话。作为一种标志，杂色让人期待狂欢节式的失序与颠覆，期待小小地宣泄一下。引申开去，motley 也可以指五颜六色的一群，比如一群衣衫破烂、因而引人注目的人。杂色人群多半就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或者说一个“lumpen”无产阶级（这个词来自德语，意为“破布”）^译注15。我们虽然着重书写杂色队伍的跨种族性质，但也希望读者记住它的另外两层含义：对权力的颠覆，以及外表上的贫穷。

剥夺不仅发生在英格兰，也发生在爱尔兰、非洲、加勒比和北美。由此产生的无产者，有的在早期横渡大西洋的船上当熟练的领航员和水手，有的在美洲种植园里当奴隶，有的在伦敦当艺人、性工作者和仆役。英格兰参与奴隶贸易（这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至关重要）始于1563年，也就是莎士比亚出生的前一年。1555年，约翰·洛克把第一批加纳奴隶带到英格兰，他们在那里学英语，好回到加纳给奴隶贩子当译员。1562至1563年，约翰·霍金斯在海地把三百名奴隶卖给西班牙人，获利巨大。伊丽莎白女王借给他一艘船和一批船员，供他第二次贩奴远征之用。在本·琼森的《黑色假面剧》（1605）里，俄刻阿诺斯可以天真地问非洲的尼日尔河：“可是，你那赫拉克勒斯式的劳作，一直延伸到这片平静而蒙福的海岸，究竟为的是什么[？]”莎士比亚本人也仰慕赫拉克勒斯等神话人物，他后来帮着回答了这个问题：1607年，贩奴船“龙”号和“赫克托”号停泊在塞拉利昂外海时，船员们演出了《哈姆雷特》和《理查二世》。卢卡斯·费尔南德斯是“一个皈依的黑人，当地博雷亚国王的姻亲”，他为来访的非洲商人翻译了这些戏。³¹1618年，《暴风雨》首演后不久，一批英格兰奴隶贩子经詹姆斯一世特许，组成伦敦几内亚与贝宁贸易冒险家公司，在西非建起了英格兰第一个常设商站。³²

莎士比亚把凯列班、特林鸠罗和斯泰法诺的密谋写成一出下层人物的喜剧，但他们的结盟一点也不可笑：德雷克袭击西班牙美洲沿岸时，靠的正是西马龙人（逃亡的非洲—印第安奴隶）过人的见识。³³而我们已经看到，百慕大真实发生的哗变远比莎士比亚肯写出来的更多样、更复杂、更持久、更有头脑，也更危险，这些哗变从底层催生出了民主的、反律法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也许他别无选择。不久前颁布的一项法律禁止在舞台上提及上帝，因而也就很难在剧中讨论斯蒂芬·霍普金斯这类异见者的论辩：他们的自由观念，恰恰出自这一源头。1604年的教规还要求英格兰每一所教堂都承认，《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信纲》条条合乎上帝的话语。第三十七条说“国法可将基督徒处以死刑”，第三十八条则断言“基督徒的财物，论其权利、名分与占有，并非公有，某些再洗礼派如此夸口，实属虚妄”。

和“海上冒险”号上的反叛者一样，《暴风雨》里那些起来造反的“古怪同床人”的合作与联合，也被写成了怪物般的东西。莎士比亚在这里助长了统治阶级对民众叛乱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当时还在成形，后来由17世纪后期一部记述英格兰历次起义的史书《叛逆者的厄运》的匿名作者作了总结。这位作者声称，王国早先的骚乱几乎全是“国内最显贵人物的不忠与违抗”造成的，但1381年农民起义之后，“群氓”（普洛斯彼罗正是这样称呼凯列班、斯泰法诺和特林鸠罗的）“就像一头怪物般的许德拉，竖起它们不成形的头，开始对君主的王权与权威嘶嘶作声”。百慕大失事之后，罢工、哗变、分离出走和公然反抗接连发生，矛头直指拥有主权的弗吉尼亚公司的权力与权威；这些反抗将在殖民进程中起到重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百慕大和弗吉尼亚的历史会表明这一点。

阶级纪律

“海上冒险”号“一船装下了所有本应相继治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首席专员”，他们全都在百慕大落了难，弗吉尼亚公司还授权托马斯·盖茨爵士可以酌情宣布军事管制；尽管如此，这些绅士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却难上加难，因为飓风和船难抹平了阶级差别。抵抗者提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面对这样的抵抗，弗吉尼亚公司的官员们摧毁了公地共用这条出路，再以劳役和恐怖手段重新确立阶级纪律，这就是新的活法和新的死法。他们重组了劳动，并动用了死刑。³⁴

莎士比亚向来留意他那些弗吉尼亚公司投资人同伴所面临的难题，在《暴风雨》里也思考了权威与阶级纪律的问题。在船上，贡萨洛碰上了一个没大没小的水手，此人竟敢在抹平一切的风暴中对贵族们发号施令。贡萨洛这样评论这个心直口快的水手佬：

这家伙真叫我宽心：我看他身上没有淹死的记号，他那副长相，十足是上绞刑架的料。好命运啊，千万让他上绞刑架吧：把他命里的那根绞索给我们当锚缆，我们自己的缆绳不顶什么用。他要不是生来该绞死的，我们可就惨了。

只要船还在危险之中，贡萨洛自然拿这番哗变言论毫无办法，于是他想起一句平民谚语“生来该绞死的人不怕淹死”，盼着日后看这人上绞刑架，聊以自慰。莎士比亚借此点出了远洋帆船（一位弗吉尼亚公司官员称之为“我们国家的瑰宝”）和水手的重要性。他告诫说，这两者都必须由主持殖民进程的统治者牢牢控制。要通过运输商品在国际范围内积累资本，船和水手必不可少；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商品里就包括被剥夺的劳动者，而新的资本正要由他们来创造。控制的关键工具之一，就是公开绞刑。

贡萨洛向命运祈求，让水手长命里注定的那根绞索变成统治阶级的救命缆绳，他这是把一种真实存在的关系挑明了。沃尔特·雷利爵士在探查委内瑞拉水域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最后我们决意绞死那领航员；倘若我们夜里认得回去的路，他必死无疑，但我们自己离不开他，这便足以保他一命。”绞刑之所以成为一部分无产者的宿命，是因为它不可或缺：海上和陆上的跨大西洋劳动力市场要靠它来组织和运转，激进思想要靠它来压制，百慕大就是如此。1611年，也就是《暴风雨》首演那年，仅米德尔塞克斯一郡（伦敦人口最稠密的几个教区当时已在该郡境内）就有约一百三十人被判绞刑，实际绞死九十八人，远远超过每年约七十人的平均数。第二年，巴塞洛缪·莱盖特和爱德华·赖特曼以异端罪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两人都是清教分离派罗伯特·布朗的追随者，也是斯蒂芬·霍普金斯的教友。海上的刑罚更加骇人：水手若第三次在值更时被发现睡觉，就要被绑在主桅上，两臂拴上一篮子弹；第四次再犯，就把他吊在船首斜桅下，给他一块饼干和一把刀，让他最后自己选择是饿死，还是割断绳子掉进海里淹死。图谋偷船的人会被倒吊在舷外，直到脑袋在船帮上撞得脑浆迸裂。莎士比亚在剧中回避了这些现实，但他和他在弗吉尼亚公司的朋友们都清楚，资本主义殖民正是靠这些东西撑起来的。³⁵

“海上冒险”号上的人对阶级纪律的设想，并不只有那些骇人的死刑；另有一种设想，将对弗吉尼亚殖民地乃至整个英格兰大西洋帝国产生长远影响。它源于16世纪末的尼德兰，源于奥兰治的莫里斯为荷兰士兵创立的新式军事纪律。莫里斯重新设计了军事劳动过程，把士兵的动作拆成一个个组成部分，再重新组合起来，造就新的协作、效率与集体力量——这一做法后来会成为“军事革命”^译注16的核心环节之一。³⁶1610年和1611年，托马斯·盖茨爵士和托马斯·戴尔爵士把这些观念和做法带到弗吉尼亚，后来的总督丹尼尔·塔克又把它们从那里带到百慕大。这种组织军事协作的新方式，归根结底靠的是绞刑架和鞭刑柱的威慑（有一次，塔克在早饭前亲手鞭打了四十个人）。这套办法既实有其事，也有其必要，这在早期弗吉尼亚的社会与政治态势中看得很清楚：那里的早期领导人，盖茨、德拉瓦、戴尔、耶德利等人，几乎全是“在低地国家那所战争大学里真正培养出来的”军官。³⁷

最早出现在百慕大的抵抗，在弗吉尼亚延续了下来：殖民者拒绝干活，发动哗变，还常常逃到波瓦坦印第安人那里去。这里继续刮着“纷争的暴风雨：人人自视过高，都想当头领；人人轻看别人，都不肯受人指挥”。这里有“放纵、叛乱与狂暴，这些都是头脑发热、胆大妄为、不服管束的人群结出的果子”。士兵、水手和印第安人合谋把枪械和工具从弗吉尼亚公司的仓库里偷偷运出，还开起“夜市”，出售这些自行取用的货物。弗吉尼亚的许多领导人在爱尔兰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里的英格兰士兵和定居者也曾逃离种植园，投奔爱尔兰人。一位匿名观察者写到弗吉尼亚的1609年：“此饥馑之时，我们许多人为求一口吃食，逃往野蛮人那里，此后再无音讯。”于是，有些逃亡就是从一句用土著语言发出的急切问话开始的：“Mowchick woyawgh tawgh noeragh kaquere mecher?”（“我很饿，我吃什么呢？”）。1609至1610年的冬天，詹姆斯敦每七个定居者里就有一个逃走。曾为学习波瓦坦人的语言而在他们中间住过的少年亨利·斯佩尔曼，1609年又回到了这个部落，“因为我们这里口粮短缺”。但饥饿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从1607年定居之初起，直到1622年大屠杀^译注17后英格兰人与原住民关系几近全面破裂为止”，英格兰殖民者投奔原住民始终是常有的事。约翰·史密斯船长心里明白，逃亡者最向往的，是能“在野蛮人中间闲散度日”。那些在百慕大已经像野蛮人一样生活过的人里，显然有些不会就此罢休。³⁸

这种局面帮着促成了《神法、道德法与军法》的出台：这部法律经弗吉尼亚公司1609年的第二份特许状批准，参考过弗朗西斯·培根的意见；据斯特雷奇说，培根是“弗吉尼亚种植园最高贵的赞助人，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勋爵、伯爵一道）位列推广和指导该种植园的主要咨议会”。前面说过，这份特许状授权托马斯·盖茨爵士宣布军事管制，好让殖民地服从纪律，进而为新股东赚钱。盖茨到达弗吉尼亚的第二天，就强制推行了新法的前十九条，这些条款很可能是在百慕大起草的：起草时，挑战他统治的密谋此起彼伏，那座岛上自由、丰足、自在的景象就摆在眼前。这些以军法为主的条款，给劳动立下了军事纪律，对反抗则施以严刑，直至处决。这部法律总共三十七条，许下了鞭刑、划桨苦役，外加大把的死刑：其中二十五条规定了死刑。《神法、道德法与军法》的后半部分，是托马斯·戴尔“根据他随身带来的一本荷兰军队条令”改编的。这部法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英格兰定居者与原住民彼此隔离。³⁹

殖民者不顾戴尔的法律去投奔的那些人，组成了一个Tsenacommacah，也就是由三十来个阿尔冈昆小群体结成的松散联盟。他们的最高首领瓦洪索纳科克（帕芒基印第安人，英格兰人叫他波瓦坦）“身材高大匀称，面色阴沉”，年已六十，却有“一副极其强健、能耐受任何劳作的身板”。结盟的一万四千名阿尔冈昆人生活在一片丰饶的生态区里，那里有混交林，也有切萨皮克湾的水网，他们靠采集和园艺为生。他们打猎（弗吉尼亚白尾鹿、熊、野火鸡、鹅、鹌鹑、鸭）；捕鱼（鲱鱼、西鲱、鲟鱼）；捉鳗鱼和贝类（蟹、蛤、牡蛎、贻贝）；采集（水果、浆果、坚果）；也种地（玉米、豆子、南瓜）。他们的饮食整体上比欧洲人好。这个联盟由一些小规模社会组成，没有土地所有权，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都要向瓦洪索纳科克这只“狡猾的老狐狸”纳贡。他们几乎没有经济分工，也很少做买卖；他们自给自足。他们的社会按母系继嗣组织起来，男女在婚姻之外都享有性自由。他们约有一千五百名战士，却没有政治或军事上的官僚机构。就连瓦洪索纳科克也干普通人的活，人人都直呼他的名字，而不称头衔。贡萨洛在他的乌托邦里“不要”的那些东西，波瓦坦社会也一样都没有，只有一样例外：谷物（corn），在这里就是印第安玉米。为了找吃的，也为了一种许多人显然觉得合意的生活方式，英格兰定居者接连不断地自愿去做“白皮印第安人”“红皮英格兰人”，或者说英裔波瓦坦人，因为那时种族范畴还没有成形。⁴⁰罗伯特·马克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水手，在第一次弗吉尼亚航行（1607年5至6月）中随克里斯托弗·纽波特船长来到这里，最后成了叛离者：他归化了阿尔冈昆人的文化，取名穆塔帕斯。⁴¹

投奔原住民的事仍不断发生，在士兵和劳工中间尤其多见；严酷的纪律驱使他们到西边的亨里科修筑工事，日后的里士满就是从那里发展起来的。1611年，有几个“逃到印第安人那里去”的人被一支军事远征队抓了回来。托马斯·戴尔爵士“以极其严酷的手段将其处死”。其中“有的被他下令绞死，有的烧死，有的受轮刑而死，有的插在木桩上，有的枪决”。他“对他们施加这些极端而残酷的酷刑”，为的是“震慑其余的人，叫他们不敢效尤”。又有几个人从弗吉尼亚公司的物资里偷拿东西被他抓住，戴尔便“命人把他们牢牢绑在树上，就这样活活饿死”。是恐怖手段划出了界线。⁴²

民众的反资本主义传统描绘的，是一个没有劳动、私有财产、法律、重罪、谋逆和长官的世界；就这样，这一传统在托马斯·戴尔的弗吉尼亚找到了完美的对立面：在那里，鼓声催促定居者去劳作，《神法、道德法与军法》给任何敢于反抗的人许下的，则是恐怖与死亡。军人们把百慕大和弗吉尼亚从“自由和感官的尽情满足”之地变成了奴役、战争、匮乏与饥荒之地。到1613年，百慕大已经有殖民者活活饿死，他们的身体佝偻发青，生命力全耗在修筑工事上，而正是这些工事将使这座岛成为英格兰殖民早期的一个战略军事前哨。有一个没留下姓名的人不肯向新的现实低头，守住了人们当初眼中的那个百慕大：他“藏身林中，只靠海螺和陆蟹度日，一连数月，膘肥体壮”。百慕大乐园毁灭的征兆，是一场大鼠患，还有一次不祥的造访：“一群渡鸦，在死亡蔓延期间一直盘桓在他们中间，然后才离去。”⁴³

关于本译文

译自 Peter Linebaugh、Marcus Rediker 著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Beacon Press，2000；2013 年第二版）第一章 “The Wreck of the Sea-Venture”。《多头的许德拉》是工作书名。译稿仍在校订中。

正文里的上标数字是原书注释，著录照抄原文，只译说明性文字；标“译注”的是译者所加。图 1 是本站补的图，其余插图都出自原书。

原书注释

1. William Strachey, A True Reportory of the Wreck and Redemption of Sir Thomas Gates, Knight, upon and from the Islands of the Bermudas (London, 1625), 与 Silvester Jourdain, A Discovery of the Bermudas, Otherwise Called the Isle of Devils (London, 1610), 两篇均重印于 Louis B. Wright 编, A Voyage to Virginia in 1609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4), 4–14, 105–7; A Tru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Colonie in Virginia (London, 1610), 重印于 Peter Force 汇编,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Principally to the Origin,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untry to the Year 1776 (1836; 重印,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3), 3:14, 20。 ↩
2. Jourdain, Discovery of the Bermudas, 106。 ↩
3.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Glasgow: MacLehose and Sons, 1906), 16:111–12. The cahow (or cohow or cohoo), which flourished on Bermud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s now almost extinct. ↩
4. Jourdain, A Discovery of the Bermudas, 109; Strachey, A True Reportory, 40; John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 收于 Edward Arber 编, Travels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President of Virginia, and Admiral of New England, 1580–1631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10), 2:633, 637。 ↩
5. Quoted in Alexander Brown, ed., Gen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0), 1:86–87. ↩
6. Robert Rich, Newes From Virginia, The Lost Flocke Triumphant (London, 1610), 重印于 Wesley F. Craven 编, A Good Speed to Virginia (1609) and Newes From Virginia (1610) (New York: Scholars Facsimiles and Reprints, 1937); True Declaration, 14, 20。 ↩
7. [Richard Johnson], 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 (London, 1609), 重印于 Force,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1:8; “The Relation of Lord De-La-Ware, 1611,” 收于 Lyon Gardiner Tyler 编, Narratives of Early Virginia, 1606–162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7), 213。 ↩
8. Strachey, A True Reportory, 41; George Percy, “A Trewe Relacyon of the Procedings and Ocurrentes of Momente wch have hapned in Virginia (1612),” Tyler’s Quarterly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3 (1921–22): 260–82（引文见 269）; Emanuel van Meteren 见 John Parker, Van Meteren’s Virginia, 1607–161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1), 67;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73; J. Frederick Fausz, “An ‘Abundance of Blood Shed on Both Sides’: England’s First Indian War, 1609–1614,”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8 (1990): 55–56。 ↩
9. 在 Mayflower 号上，Hopkins 坚持认为长官的权力有限，乘客一旦上岸，就有权按“他们自己的自由”行事。这一次，他的抗议没有招来死刑判决，反而促成了 Mayflower Compact 的订立，那是朝圣先辈实行民事自治的宪制框架。见 Captain Thomas Jones, “The Journal of the Ship Mayflower,” 收于 Azel Ames 编, The “Mayflower” and Her Lo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7), 254–58; Charles Edward Banks, The English Ancestry and Homes of the Pilgrim Fathers (Baltimore: Genealogical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61–64。 ↩
10. 这些密谋的证据来自 Strachey, True Reportory, 以及 J. Smith, General Historie, 638, 640；后者提到，决定留在岛上的那三个人之间起了冲突。 ↩
11. 英格兰的投资人还在抱怨，“［定居者］在他们的萨默群岛上狂欢作乐，过着没完没了的圣诞节”。见 Edmund Howe, Annals of John Stowe (London, 1614), 942（引文）; True Declaration, 21; Strachey, True Reportory, 87; Henry Wilkinson, The Adventurers of Bermuda: A History of the Island from its Discovery until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mers Island Company in 168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87。 ↩
12. Victor Kiernan, Shakespeare: Poet and Citizen (London: Verso, 1993); Robert Ralston Cawley, “Shakespeare’s Use of the Voyagers in The Tempest,”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41 (1926): 688–726。许多学者都认为，Strachey 的记述 1610 年写成后不久，Shakespeare 就读到了手稿。这份记述迟至 1625 年才出版，因为弗吉尼亚公司的首脑担心，这些反抗的故事会吓退后续的投资。 ↩
13. Wesley Frank Crav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Bermud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第2辑, 17 (1937): 182。 ↩
14. Wesley Frank Craven, Dissolution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The Failure of a Colonial Experiment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32; 重印, 1964), 24。 ↩
15. [Johnson], Nova Britannia, 10; Raphe Hamor, A True Discourse of the Present Estate of Virginia and the successe of the affaires there till the 18 of June 1614 (London, 1615), 19; Brown, Genesis, 1:252; Rich, Newes from Virginia; [Richard Johnson], New Life of Virginea: Declaring the Former Successe and Present State of that Plantation, Being the Second part of Nova Britannia (London, 1612), 重印于 Force 汇编,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1:10。 ↩
16. Karl Marx, Capital, Dona Torr 编, 第1卷, 第26章, “The Secret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J. R. Wordie 估计，英格兰的土地在 16 世纪被圈占了 2%，17 世纪 24%，18 世纪 13%，19 世纪 11.6%。见其 “The Chronology of English Enclosure, 150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第2辑, 36 (1983): 483–505。另见 Roger B. Manning, Village Revolts: Social Protest and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 1509–16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2; E. K. Chambers, William Shakespeare: A Study of Facts and Problems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25), 2:144–52。 ↩
17. William Harrison 在其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1587; 重印, Georges Edelen 编,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记载（第193页），Henry VIII 在位期间，约有七万二千名流氓被绞死。 ↩
18. A. V. Judges 编, The Elizabethan Underworld: A Collection of Tudor and Early Stuart Tracts and Ballads (New York: E. P. Dutton, 1930); Gamini Salgado, The Elizabethan Underworld (London: J. M. Dent, 1977)。 ↩
19. A. L. Beier, Masterless Men: 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 1560–1640 (London: Methuen, 1986), 4; Manning, Village Revolts, 208。 ↩
20. Karl Marx 与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46), 收于 Marx 与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5:69。 ↩
21. Christopher Hill, “The Many-Headed Monster,” 收于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89; Bacon, “Of Seditions and Troubles,” 收于 The Essayes or Counsels, Civill and Morall, Michael Kiernan 编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5; Beier, Masterless Men, 161–64; A. Roger Ekirch, Bound for America: The Transportation of British Convicts to the Colonies, 1718–17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8。 ↩
22. Robert Gray, A Good Speed to Virginia (London, 1609), 重印于 Craven 编, A Good Speed to Virginia and Newes From Virginia, 7。 ↩
23. Shakespeare 写 Gonzalo 这段台词时，大量借用了 Michel de Montaigne 的随笔 “Of Canibals”，此文写于 1579 年，1603 年译成英文。许多人认为，cannibal（食人者）一词是 “Carib” 的讹变：加勒比人是在美洲激烈抵抗欧洲人侵占的印第安人，他们抵抗的回报，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食人怪物形象。Montaigne 却把这个形象倒了过来，赞美那些常被许多欧洲人称作“野蛮人”的人，赞美他们的勇气、质朴与美德。见 The Essays of Michel de Montaigne, Jacob Zeitlin 编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4), 1:178–90。 ↩
24. Ronald Hu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Merry England: The Ritual Year, 1400–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 Feuillerat 与 G. Feuillerat 编,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Revels at Court in the Time of King Edward VI and Queen Mary (Louvain: A. Uystpruyst, 1914), 89。另见 Sandra Billington, Mock Kings in Medieval Society and Renaissance Dram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与 Hal Rammel, Nowhere in America: The Big Rock Candy Mountain and Other Comic Utopia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一位与 Shakespeare 同时代的人曾讽刺“颠倒的世界”这一平民传统，见 [Joseph Hall], Mundus Alter et Idem (1605), 重印为 Another World and Yet the Same, John Millar Wands 译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5. Gray, A Good Speed to Virginia, 19; William Strachey, The Historie of Travell into Virginia Britania (London, 1612), 重印版，Louis B. Wright 与 Virginia Freund 编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92;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Colt” (1631), 收于 V.T. Harlow 编, Colonising Expeditions to the West Indies and Guiana, 1623–1667, 第2辑, 第56号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25), 93。这里我们受益于 William Brandon, New Worlds for Old: Reports from the New World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ought in Europe, 1500–1800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1章。 ↩
26. Montaigne, “Of Canibals,” 收于 Essays, 1:181。Montaigne 取材于 Andre Thevet, Singularitez de la France Anarctique (1558)，尤其是 Jean de Lery, Histoire d’un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esil (1578)。 ↩
27. Cawley, “Shakespeare’s Use of the Voyagers,” 703–5; Kipling 转引自 Charles Mills Gayley, Shakespeare and the Founders of Lib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74。 ↩
28. Strachey, Historie of Travell, 24, 26; Hamor, A True Discourse, 16, 23–24; Sumner Chilton Powell, Puritan Villag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ngland Town (New York: Doubleday, 1963)。 ↩
29. J. Smith, General Historie 638–39; Parker, Van Meteren’s Virginia, 67。 ↩
30. Alden T. Vaughan 与 Virginia Mason Vaughan, Shakespeare’s Caliban: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另见 Ronald Takaki, “The Tempest in the Wilderness: The Racialization of Savage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1992): 892–912，以及 Vaughan、J. R. Pole 与 Takaki 在致编辑的读者来信中的往来争论，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1993): 764–72。 ↩
31. Chambers, William Shakespeare, 2:334–35。 ↩
32. Peter Fryer, Staying Power: 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 (London: Pluto, 1984), 6–7; C. H. Herford、Percy Simpson 与 Evelyn Simpson 编, Ben Jon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1), 7:173; Walter Raleigh, 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1596), 收于 Gerald Hammond 编, Sir Walter Raleigh: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Fyfield Books, 1984), 98; K. G. Davies,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New York: Atheneum, 1970), 1, 9; R. Porter, “The Crispe Family and the Africa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 (1968): 57–58; 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1章。 ↩
33. Kenneth R. Andrews, The Spanish Caribbean: Trade and Plunder, 1530–163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41。 ↩
34. True Declaration, 9; “Instruccons orders and constitucons . . . issued to Sir Thomas Gates Knight Governor of Virginia” (1609), 收于 Susan Myra Kingsbury 编, 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3), 3:16。 ↩
35. W G. Perrin 编, Boteler’s Dialogues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29), 16; Manning, Village Revolts, 199, 207–10. John Cordy Jeaffreson, Middlesex County Records (London, 1887), 2:xvii; Michael R. Watts, The Dissenters: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John Nichols 编, The Progresses, Processions, and Magnificent Festivities of King James the First (London, 1828), 1:69。 ↩
36. Michael 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收于 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 195–225;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8–22。 ↩
37. Wilkinson, Adventurers of Bermuda, 65, 114; John Pory（弗吉尼亚殖民地秘书）致 Sir Dudley Carlton 的信, 收于 Lyon Gardiner Tyler 编, Narratives of Early Virginia, 1606–162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7), 283（第二处引文）; Darrett B. Rutman, “The Historian and the Marshal: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of Sir Thomas Dal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8 (1960): 284–94, 以及 “The Virginia Company and Its Military Regime,” 收于 The Old Dominion: Essays for Thomas Perkins Abernathy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4), 1–20。另见 Stephen Saunders Webb, The Governors-General: The English Army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Empire, 1569–1681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5–6, 67, 78, 437。 ↩
38. True Declaration, 15; Percy, “A Trewe Relacyon,” 67; John Smith, A Map of Virginia (1612), 收于 Philip L. Barbour 编, The Jamestown Voyages under the First Charter, 1606–16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3:333; Henry Spelman, “Relation of Virginea” (c. 1613), 收于 Arber 编, Travels and Works, 1:ciii; Fausz, “Abundance of Blood Shed,” 55–56; Nicholas Canny, “The Permissive Frontie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ntrol in English Settlements in Ireland and Virginia, 1550–1650,” 收于 K. R. Andrews、N. P. Canny 与 P. E. H. Hair 编, The Westward Enterprise: English Activities in Ireland, the Atlantic, and America, 1480–1650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2（引 Smith 语）。另见 Canny 的 The Elizabethan Conquest of Ireland: A Pattern Established, 1565–1576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
39. William Strachey 汇编, For the Colony in Virginea Britania: 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 etc., David Flaherty 编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9); Craven, Dissolution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32; Wilkinson, Adventurers of Bermuda, 65; J. Smith, Generall Historie, 654, 666（引文）;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79–81; Rutman, “The Historian and the Marshal,” 15; Stephen Greenblatt, “Martial Law in the Land of Cockaigne,” 收于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29–63。 ↩
40. Smith, A Map of Virginia, 2:370; Percy, “A Trewe Relacyone,” 266; 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与 Pocahantas’s Peopl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rough Four Centuries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0)。另见 Kirkpatrick Sale,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lumbian Leg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271, 301; James Axtell, “The White Indians of Colonial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第3辑, 32 (1975): 55–88。Rountree（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87）把 Powhatan 社会称作“初生的阶级制度”，但这一说法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那里仅有的一点社会差别，并非来自经济职能或财产占有的分化，而是基于狩猎本领或领导能力。 ↩
41. 关于 Markham（或 Marcum），见 [Captain Gabriel Archer?], A relatyon . . . written . . . by a gent. of ye Colony (1607), 收于 Barbour 编, Jamestown Voyages, 1:82; J. Frederick Fausz, “Middlemen in Peace and War: Virginia’s Earliest Indian Interpreters, 1608–1632,”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5 (1987): 42。 ↩
42. Percy, “A Trewe Relacyon,” 280。 ↩
43. J. Smith, General Historic, 646–48; Crave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Bermuda,” 177。 ↩

译注

1. 典出《出埃及记》10:22：“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和合本）这是耶和华降在埃及的第九灾。 ↩
2. 卡霍（cahow）即百慕大圆尾鹱，百慕大特有的一种海鸟，夜间活动；此鸟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发现。 ↩
3. 罗马禧年：天主教会定期宣布的“圣年”，信徒在这一年前往罗马朝圣，可得大赦；此前最近的一次在1600年。 ↩
4. 《利未记》25:10：“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和合本）按这一章的规定，禧年里卖出的地要归还原主，卖身为奴的同胞要得释放。 ↩
5. 原书数字如此。随船队抵达的是三百五十人，五百三十五人当是连同此前已在弗吉尼亚的定居者合计的数字。 ↩
6. “逃亡”原文作 marronage，专指美洲的奴隶逃离种植园、遁入山林自建聚落（这样的逃奴称 maroon，本段末“像逃奴一样”即此词）。作者把这个词用在了英格兰殖民者身上。 ↩
7. 出资人原文作 adventurers。17世纪的 adventurer 指为殖民或海外贸易事业出钱入股的人，即投资人，不是今天所说的“冒险家”：弗吉尼亚公司把留在英格兰出钱的股东称为 adventurers，亲身去殖民地的称为 planters。船名“海上冒险”号（Sea-Venture）里的 venture，也是这种“拿钱去冒风险”的投资之义。 ↩
8. 第三批补给（Third Supply）：1609年弗吉尼亚公司派往詹姆斯敦的第三支增援船队，共九艘船，“海上冒险”号是其旗舰。 ↩
9. 中间航道（middle passage）原指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把非洲俘虏运往美洲的那一段航程。作者借用这个名称，指旧世界的剥夺与新世界的剥削之间的那段转运。 ↩
10. colour 在此作“托词、幌子”解（如 colour of title，“权利的托名”）。据格林日记研究者的注释，指斯特拉特福市政团成员为取得公地权利、从而有资格出面填平圈地沟渠而采用的法律手法。 ↩
11. 平等派原文作 Levellers，字面义是“平毁者”：1607年中部起义中，拆毁圈地树篱、填平沟渠的人被这样称呼。后来，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革命中的一个激进派别也被冠以这个名称，中文通译“平等派”；本书统一译作“平等派”。 ↩
12. 混乱之王（lord of misrule）：中世纪晚期至都铎时期，英格兰宫廷、贵族府邸和大学在圣诞节期间推举的狂欢主持人，节庆期间主持各种颠倒尊卑的游戏和表演。 ↩
13. 公地主义原文作 commonism，是作者仿 communism（共产主义）造的词，词根是 commons（公地），与同句的“原始共产主义”对举。 ↩
14. 三者都出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盖尔语地区：clachan 是成簇聚居的小村落；sept 是氏族的分支；rundale 是爱尔兰的土地制度，一片土地由若干户共同承租，耕地分成零散的条块，按习俗定期重新分配（苏格兰类似的制度称 runrig）。 ↩
15.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 Lumpenproletariat，中央编译局译本通译“流氓无产阶级”。作者在这里取的是 Lumpen 的字面义“破布、褴褛”，所以正文照字面译出。 ↩
16. 军事革命：史学概念，英国史家迈克尔·罗伯茨1955年提出，指约1560至1660年间欧洲在战术、操练、军队规模和国家组织上的深刻变化；杰弗里·帕克后来加以扩展（二人著作见原书注36）。 ↩
17. 指1622年3月，波瓦坦联盟在首领奥佩坎坎诺（Opechancanough）率领下，突袭詹姆斯河沿岸的英格兰定居点，杀死约三百五十名定居者。 ↩